上山20年｜傅稻镰：上山文化是新石器演进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之一

  11月14日，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几位因疫情没能来到现场的国际知名学者，也发来了视频演讲。这些视频可不是简单的祝贺，而是干货满满的学术思考，比如傅稻镰先生。

  他是国际知名植物考古学家，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农业起源与传播、农作物进化与驯化、南亚考古和非洲努比亚考古等。

  近些年，教授的研究重点放在了世界农业起源与作物传播、东南亚与东亚地区农业经济形态比较、稻作农业生态研究等问题上。

  关于上山文化，他从“新石器革命”特征角度，做了深度解读，钱报记者根据傅稻镰的视频做了文字整理，值得慢慢阅读。

  祝贺上山文化考古取得的成功，我想简单说几句关于上山文化以及新石器时代革命到早期文明的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首先我想对各位从事上山文化考古研究和遗产保护的一线工作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它揭示了很重要的新见解。 实线年前，当我还在学习考古时，可能完全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发现给我们大家带来全新的认识，这促使我们重新在全球范围内思考， 从狩猎采集到进入全新世农业定居社会并最终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

  走向文明的基础是能够支撑足够的人口，因为栽培行为的出现成为从旧石器发展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关键。美国考古深受柴尔德的影响，他在1930年定义了什么是新石器革命，之所以称其为“革命”，并非将之视为一个历史事件，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个转变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对强调对人类社会以及人与环境关系而言，柴尔德就像”新石器革命“一样，提出了一系列标准，各种“创新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框架，所谓”新石器革命“的诸多特征均在上山文化中充足表现出来。

  首先，新石器时代的提出要早于柴尔德的新石器革命，最早是以石器为主要特征，上山文化出现了各类用途的磨制石器，包括石斧、穿孔石器、以及用于食物加工的石磨盘，通过石磨盘对植物资源进行粉化再加工，本质上就不是简单的”吃“而是”烹饪“了。

  第二个”新石器革命“的重要指标就是陶器的发展，柴尔德称之为最有创造力的技术。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这之前其他的技术都是在做减法，比如石器的制作、木器、骨器等等，都是从已有的材料上不断的移除、磨制、雕刻，以获得所需要的形态。陶器却是来自于”无形“的泥土，最终的形态仅仅局限于我们人类的想象力，这种物质文化真正来自于人类文化的想象力和传统，这也是人类发明的第一项用到化学反应的技术，经过控制用火让泥土变得更坚硬，除了作为社群的“文化表达”以体现其独特性之外，陶容器的使用也逐渐形成固定的类别和功能，最常见的使用方法就是对食物的烹饪、盛放和储存。同时这也催生了新的食物形态，我们不妨称之为菜肴。不同的食材可以被加工混合在一起了，进而通过不同的呈现方式，比如上山出土的大口盆，食物在社会文化互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第三点就是柴尔德所说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也是所谓的农业或者叫食物生产，通过劳力投入和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再生产特定的作物或家畜品种，这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转变过程，从旧石器狩猎采集经济季节性的获取可能的自然资源，到人们有意识的改造自然环境，并且挑选一些特定的品种，使其脱离本来的自然生态环境，使这些物种在人为“养成”的环境中被栽培和继续生长繁殖，现在我们认识到“栽培”和“驯化”的区别，一个是人类的行为，一个是生物种群遗传学上的改变，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从创造人为环境有意识的“栽培”，到作物完成驯化，是个数千年的演变过程。就我最近的估算，对比完全野生的稻属作物和彻底驯化的水稻品种（比如数千年以后的崧泽时期），作为农作物的水稻，单个植株的产量会是野生稻的330%，这种巨大的变化是通过栽培，进而完成驯化的一个长期演变过程，这一进程中最关键的第一步是我称之为“前驯化”的栽培阶段。上山文化是稻作文明产生的源头，也为其后续发展设定了方向。

  柴尔德接着认为是农业为剩余资料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和动力。剩余农产品不但可以储存备用，也能进入交换网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分工，为手工匠人、最早的宗教仪式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源。同时，这也促进了人们开始对储存食物的场所和技术加大投入，对储存需求的大规模投入，要求更为固定的生活形态，也就是柴尔德所说的“定居社会”的形成。定居社会需要稳定的食物生产作为支撑，同时也会加大对“定居”生活的投入，最终形成“村落”，在房屋、储存设施、环境等方面的投入会慢慢地增加。这也是一种永久居住的村落自我界定。随之产生的新石器革命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应该通过单个聚落面积的扩大来支撑更多的人口。就我了解，上山文化遗址的文化堆积范围大约能有2-5公顷左右，这样的遗址同今天的村落，或者新石器晚期的考古学文化相比，还是很“小”，但同旧石器的社群规模相比，这简直就是飞跃式的巨大转变。社群规模上的大幅度扩大，将导致社会的变化，大量人口永久性的聚居在一处，会促进并产生新的社会组织形态，当然对人类学家来说仍有争议的是，在定居农业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进程中，究竟何时产生了“私有”意识和土地“价值”。尽管没有定论，但大家恐怕都同意，狩猎采集社群可能没明确的拥有土地和私有资产的观念，一旦进入农业定居社会，伴随着对土地和物质的劳力投入，所有权也在个人或者家庭层面产生了，所以这是另一个根本性标志的产生。在这一阶段出现，最后导致文明的产生。

  柴尔德提出的“新石器革命”的最后一个标志，是所谓“巫术-宗教”意识（magico-religious nations）的形成，本质上是一系列以解释人类相互关系，以及同自然关系的仪式活动的产生。柴尔德指出，考古上通常能看到的现象，是对祖先的认知和重视，他的解释这是源自于对土地丰产和对生命、对生命周期的认知。当然更“实用主义”的解释，可能是要通过埋葬死者和对逝去祖先的仪式活动，来强化同土地的关系。也就是说通过葬仪活动来界定。同一家庭、社群对土地的使用权或所有权，一般来说，也是进入新时期社会之后，才会出现固定的目的或者有规律的埋葬习俗，比如上山文化桥头遗址，就能够正常的看到有意识埋葬的墓葬和仪式性的活动。随之可以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村落内部是不是真的存在社会地位的差别， 村落的延续性、社会组织和土地关系等。

  总言之，梳理上述柴尔德新时期革命的根本性特征，在上山文化中无疑都已然浮现，当然，与其说“新石器化”也已完成。毋宁说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由此开始，我将新石器时代视为一个动态的旷日持久的进程，它持续改变着人类社会的规模，持续改变着人和土地之间的依存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环境和特定的一些物种。在今天的这个例子中，特定的物种就是水稻。从对它的栽培直至最终的驯化，上山文化都是新石器演进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之一，站在全球视野看文化变迁和人类生态意义上的转变，从任何角度讲，这都代表了一种“成长性”社会的发端，这种“成长”见于人口的规模、见于农业、见于作物，这种“成长”更通过上山所揭示的一系列物质文化和技术，充足表现在人的创造性中。